马耳他国家债务在过去一年急剧上升，从2024年8月的100.5亿欧元飙升至2025年8月底的111.3亿欧元，引发了外界对政府财政管理的严重关切。马耳他反对党——国民党（PN）经济与企业事务影子部长杰罗姆·卡鲁阿纳·西利亚（Jerome Caruana Cilia）在接受马耳他当地媒体采访时直言：“我们必须追问——这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？”
债务利息负担沉重，财政赤字迟迟未出局
西利亚指出，马耳他目前仍处于欧盟超额赤字程序之中，尽管财政部长曾表示有望提前退出，但现实并非如此。“事实上，我们根本就不该陷入这一程序，而直到今天，我们仍没摆脱。”
他强调，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直接后果，就是利息支出带来的财政压力。“仅从今年1月至8月，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就超过1.92亿欧元。”
“这还只是利息的支出，而不是本金的偿还。”西利亚警告说，如果当前趋势持续，到年底仅利息支出就可能超过2.5亿欧元。“这就是所谓偿债成本的真相——纳税人负担越来越重，但并未看到相应的社会回报。”
“借债补贴”非长久之计：生产力低下或成根源
西利亚并非反对政府在经济低迷期通过借贷刺激经济，他承认“适度、可控的国家债务如果用于推动经济增长、改善公共服务，是可以接受的。”但他指出，“问题在于，这并非目前的现实。”
政府曾解释，能源和生活补贴等措施在一年内花费约2亿欧元，国民党对此表示支持，但西利亚强调：“那可不是十亿欧元的支出！公共资金必须使用得当，而不是浪费在低效、无能与腐败上。”
他警告说，如果借贷只是为了填补日常开支、而非提升生产力，问题只会被掩盖、不会被解决。
民生压力倍增：通胀与生育率双重挑战
在谈及即将公布的国家预算时，西利亚表示，国民党已与多方社会组织展开讨论，并将在预算季推出更具针对性的提案。他特别提到两个当前社会的突出挑战——生活成本上涨与生育率下降。
“如今，不仅仅是弱势群体在挣扎，中产阶层也在说‘快撑不下去了’。”他说。
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减税措施，包括取消生活成本补贴（COLA）的所得税，免除前1万欧元兼职和加班收入的税收，并为拥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引入新的税收优惠档次。“这一措施预计可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每年增加约8500欧元的可支配收入。”
“增长不等于进步”：生产力落后拖累国家竞争力
“马耳他经济增长率表面不错，但增长的质量令人担忧。”西利亚指出，目前马耳他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塞浦路斯和意大利。“作为欧盟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，我们理应以更高的生产率来减少对基础设施、医疗和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压力。”
他批评政府在科研、创新与数字化方面投资不足。欧盟报告显示，2023年马耳他在科研与创新（R&I）上的投入仅占GDP的0.64%，远低于欧盟平均水平2.24%，甚至比2012年的0.79%还要低。“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科研投入比十年前还退步。”
此外，报告还指出马耳他在STEM（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）领域的专业人才短缺，导致科研创新表现持续不佳。西利亚认为，政府在人口和基础设施规划上的失误，也让交通、污水、垃圾处理等问题雪上加霜。
人工智能：从口号到行动的关键一步
在被问及对预算最迫切的期待时，西利亚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（AI）。他指出：“AI如今已成为热词，但马耳他政府的行动仍远远不够。”
他举例称，AI在旅游业可以通过预测分析优化客流与资源配置；在金融业能加强欺诈检测、提升合规效率；在博彩业可改善安全监测与用户体验；在制造业和航空业，则能通过预测性维护与智能调度提升效率。
“AI将深刻改变未来的工作方式。我们不能只看别人走得快，而自己停留在原地。”西利亚强调，政府应提供更积极的财政激励，支持企业引入AI系统，同时加强教育与培训，帮助劳动者转向高附加值岗位。“历史已经证明，技术变革不是威胁，而是机遇——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远见去引导。”
投资环境：吸引外资也要照顾本地企业
对于税制改革，国民党领袖亚历克斯·博格（Alex Borg）曾提出将部分行业的公司税统一为15%。对此，西利亚补充说：“我们不会提高外国投资者的实际税负，因为任何税负上升都有可能打击投资信心。”
他强调，政府应同时照顾本地中小企业，逐步、可持续地降低其税收负担，尤其是在企业将利润再投资于自身业务时。“我们要通过合理的税收激励，鼓励外资与本地投资者共同扩大经济规模。”
面向未来的思考：可持续增长与国家愿景
西利亚最后指出，马耳他需要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摆脱“人力密集型模式”，转向高附加值产业，如金融服务、高端制造、航空、海事以及电竞等新兴领域。“政府终于开始制定愿景2050，这是迟来的但正确的一步。我们希望即将出台的预算能与这一长期愿景相契合，而非停留在短期的‘修修补补’。”
马耳他国家债务的急速上升，不仅是财政数据上的“红灯”，更折射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——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。是继续依赖借贷与补贴维持短期繁荣，还是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？
这不仅是马耳他面临的选择题，也折射出许多小型开放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困境。
